韓和元 （廣州經濟學者）

德國聯邦統計局近期公布了本國2023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德國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為6.5%，換算為美元約為4.5萬億美元。再來看日本，雖然該國的相應數據需等到2月份才會公布，但根據2023年第三季度（7～9月）的數值估算，去年全年日本的GDP總額約為595萬億日元。按照目前的匯率，以美元計價，日本2023年的GDP約為4.1萬億美元，低于德國。這也就意味著，日本名義GDP將被德國超越，降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同時，這也就意味著，日本自1968年首次超越德國（當時為“西德”）之后，相隔55年重新出現排位的顛覆。

當然，這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早于2023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了一份題為《世界經濟展望》的報告，在報告中IMF預測稱：2023年日本的名義GDP將同比減少0.2%，降至4.23萬億美元，德國將增加8.4%，增至4.43萬億美元。但德國方面的數據甫一發布，日本政府和經濟界仍感到震動。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在1月16日的記者會上就公開表示，雖然德國的超越主要原因在于日元的貶值，但是，日本經濟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他說，在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經濟中，由于收入增長乏力和其他因素，企業削減投資和工資，家庭削減消費，整個國家陷入了成本削減型經濟。

被德國反超的日本，其經濟固然面臨著國內外諸多問題的困擾，但當前的德國仿佛也沒有太多“反超日本”所帶來的振奮跡象。德國經濟顧問委員會編制的長期經濟預測報告就充滿了危機感。報告預測，到2026年，反映德國經濟增長平穩速度的潛在增長率，將下滑至0.3％，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而且未來10年以上，該指標都不會上升到1％。而上一次德國潛在增長率跌至1%附近，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5年間。

二戰之后德國通過福利制度實現收入的再分配，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保持了社會公平、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但問題在于，慷慨的福利制度需要雄厚的財政實力配合。長期高負荷的福利體系，已經讓政府財政不堪重負，福利開支已占到該國GDP的33%，并在養老、醫療等關鍵領域不斷出現資金缺口。為維系福利制度，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與此同時，由于資金過度地向福利方面傾斜，也對其他方面的支出形成了“擠出效應”。政府手里有效調節和刺激經濟發展的資金也隨之越來越少。因此，德國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中。

統一后，為整合兩德的貨幣，拉平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差距，德國將大量財政向原東德地區傾斜。最初階段確實使得原東德地區的投資及個人消費增加，德國經濟出現了短暫的繁榮。但由于結構改革緩慢，財政負擔加重，這種經濟繁榮難以持續。當時，德國的潛在增長率一直維持在1％～2％區間。這嚴重影響了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這個昔日的歐洲經濟強人，因經濟持續低迷而被嘲諷為“歐洲病夫”。更為要緊的是，德國的潛在增長率，未來卻要下降到比當時還要低很多的水平。

德國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無疑是造成這種局面的最主要因素。與日本相同，德國的女性和老年人支撐了就業，但依然趕不上退休者增長的速率。雖然德國的老齡化率（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遠沒有日本那么嚴重，但其形勢仍然嚴峻。有關數據顯示，日本的老齡化率為29％，德國的該指標也高達22％。

雖然因烏克蘭危機，德國接收了上百萬的難民，但這些移民仍然無法彌補其勞動力大幅減少形成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出于對經濟低迷的不安感，很多德國人對大量移民流入抱有危機感和敵視感，使得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力坐大。這就意味著，如果德國為克服老齡化危機，繼續擴大移民，則勢必會引致德國的政治地圖日趨分裂。

因能源問題導致的日益高企的成本，也是造成德國潛在增長率低迷的重要原因。俄烏沖突爆發前，德國超過一半的天然氣采購依賴俄羅斯。但隨著俄烏沖突的加劇，及對俄羅斯的制裁，德國再難以繼續采購到低價的能源。與此同時，德國仍在執行“去核電化”、普及可再生能源，以期實現脫碳社會目標的政策。簡而言之就是，俄烏沖突疊加激進的能源政策，使得德國的成本居高不下。德國經濟顧問委員會提供的數據就顯示，德國企業用電成本是美國的2倍以上。

此外，德國數字化投資等基礎設施建設落后。默克爾上臺后，格哈德·施羅德政府于2004年著手進行的勞動市場和社會保障的結構改革便陷入停滯，這也是嚴重制約德國經濟增長的因素。

由此可見，雖然名義GDP上德國已經超越了日本，但它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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