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勇

我是一個音樂愛好者，八小時工作之外，時常彈彈吉他唱唱歌，自娛兼放松。在報社，我和一幫愛好音樂的同事結伴成立了一個器樂組，并擔任組長。在其位就要謀其事，為了組織器樂組的伙伴們開展活動，工作之余，我不得不關注自己所在城市——深圳市音樂活動的消息，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帶著大家去“嗨皮”一番。這一關注，就驚喜地發現，深圳的民間演唱會遍地開花，熱度很高，而且呈現出越來越熱的趨勢。

4月份的一個周末之夜，我帶著一群同事，去福田區一個布置得很有文藝范的微型音樂廳聽演唱會。票是在大麥網上買的，65元一張。演唱會的舞臺主角是一個不知名的樂隊，共三人。演唱的曲目既有許巍、樸樹、宋冬野等知名歌手的代表作，也有該樂隊自己的原創作品。該樂隊唱功不錯，擅長與觀眾互動，氣氛融洽，演出時間約有一個半小時。包括我和同事在內，到場的觀眾有近40人，人人有座位，現場觀賞體驗頗佳。演出結束后，同事們都意猶未盡，說這票買得值，以后有機會還要看！末了，他們好奇地問我是怎么知道有這種演唱會的。

說起來，我的這幾位同事也是兼媒體從業者、音樂愛好者、深圳人這三種角色于一身，對社會信息的敏感度要高于公眾的平均水平。盡管如此，他們對于深圳這兩年的新變化——民間小型演唱會的勃興，也懵然不覺。若不是我帶頭探班，并鼓動他們嘗鮮，他們在深圳看民間小型演唱會的時間恐怕還要延后。

從去年年底到今天，我已經在深圳看了五場演唱會：一場是譚詠麟的，票價980元，舉辦地在深圳灣體育館，現場人山人海，觀眾有三萬多人；一場是盤尼西林樂隊的，票價170元，舉辦地在一個中型音樂廳，現場觀眾有1000多人；另外三場，歸于三個不知名樂隊的名下，舉辦地在咖啡館或微型音樂廳，票價從65元到80元不等，現場觀眾從10余人到40余人不等。貌似趕上了時髦的我，其實也是慢了兩拍的后知后覺者與低溫級別的演唱會發燒友——在這一輪自2023年年初興起，迄今已席卷深圳的演唱會熱潮中。

深圳是中國人口最年輕的超大城市。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深圳人的平均年齡為32.5歲，高于這個年齡的人，在深圳就有點偏老了。據我觀察，深圳演唱會的觀眾中，絕大部分（大于80%）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我是70后，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看演唱會的同事大多數也是70后，在深圳都屬于高齡人群了，對新事物的敏感度和接納度不如年輕人，所以就成了某些時髦浪潮的落伍者。對演唱會熱潮的遲鈍反應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當同事們好奇地問我是怎么知道有這種演唱會的，我這樣回答：“多和年輕人打成一片，自然就知道了。”實際上，在我供職的報社，也有不少90后和00后，他們早就是音樂會的?？?。有意思的是，報社年輕的同事和“高齡”的同事在一起時，往往只是開會探討業務，對于八小時之外各自的休閑娛樂體驗與心得卻交流不多。這個隔膜的局面并非理想狀態，今后，“高齡”的同事不妨主動向年輕的同事學習，擁抱時尚生活。

寫到這里，要引用一下專業機構對于2023年中國演出經濟的調研報告。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23年前三季度，國內的演出場次（其中，演唱會是絕對主角）達到34.24萬場，票房收入315.41億元，均已遠遠超過2019年全年的水平。演出經濟是2023年的消費大熱點。無論你身處演出頻繁的北上深廣，還是在新一線城市如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地，總能聽到身邊的人們談論關于“演出”的話題。與此同時，年輕人也不再滿足于只在本地觀看演出，而是選擇“為一場演唱會奔赴一座城”。大牌歌手演唱會的門票常常一搶而空。曾經，音樂節等演出作為一種在小圈層中流行的文化，主要在大城市如北上廣深等地流行。2023年以來，音樂節的熱風已經吹到了三四線城市以及更下沉的市場，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感受到音樂現場的魅力。

演唱會之所以火爆，形成席卷全國的熱潮，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疫情過后，演出市場成為釋放年輕人情緒的敞口。其二，政策的大力扶持。2023年7月3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其中第六、第七條明確指出，“豐富文旅消費，促進文娛體育會展消費”。與此相應，各地政府紛紛出臺配套措施。這就為演唱會的大熱建構好了政策空間。其三，消費的轉移效應。年輕一代價值觀更新，不婚、不育、不買房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省卻了婚育和房貸開支的年輕人，有條件轉移支付，為演唱會這種能為自己提供情緒價值的消費品買單。

我個人覺得，對于普通市民而言，票價昂貴的演唱會可以不追（這類演唱會現場體驗未必好），但是，那種票價在百元以下的演唱會，每年看幾場，完全可以承受。小而言之，能滿足自己的精神娛樂需求，大而言之，也算是為刺激消費、提振國民經濟做貢獻，何樂而不為？

走，一起看演唱會去吧！

（作者系證券時報記者）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