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勇

一說起金庸先生，大多數人就會很自然地想到他是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是著名的報人和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四大才子”的領銜者，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是劍橋大學的哲學博士。很少會有人想到他是一位企業家。盡管在一些知名的網站上，對金庸先生的身份介紹中，有“企業家”這個詞，但是，在金庸先生一大串耀眼的身份光環中，“企業家”并不太醒目。而實際上，金庸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企業家，他的企業經營之道，他對企業家精神的踐行與發揚，令人景仰，也值得學習。

對于新聞從業者而言，能夠成為報人，并以報人身份得到社會認可，是一個非凡的成就。會寫文章（新聞或評論），思想敏銳，勇于擔當，有公認的代表作，有社會影響力——具備這五個要素，才算得上是報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金庸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報人。不僅如此，他還以報人的身份在香港創辦了一家報紙——《明報》。在金庸先生的掌舵與運籌下，《明報》從最初的一份報紙（1959年），逐步發展成為擁有多家報紙、刊物和出版社并涉足旅游業的明報集團。1991年1月，金庸先生以明報集團為依托，成立“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并于當年3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由此，金庸先生成為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與實控人。

《明報》剛出版的時候，日銷量只有6000份。為擴大銷量，金庸在《明報》副刊上連載自己創作的武俠小說，運用粉絲效應帶動《明報》的發展，效果顯著。鼎盛時期，《明報》日銷量超過18萬份，其子報子刊《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晚報》等賣得也不錯，旗下出版業和旅游業亦風生水起。1991年《明報》上市時，年度盈利達1億港元，市值達8.7億港元，金庸獨占六成。之后，隨著業務的繁榮，《明報》的市值進一步提升。香港《資本》雜志曾評出“90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金庸以12億港元資產，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富有的文人”，金庸在公益事業上也經常慷慨解囊，因而備受贊譽。

同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科幻小說家倪匡曾說過：“《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一支筆。”金庸不僅在《明報》副刊上連載自己創作的武俠小說，還給《明報》及其子報子刊寫社論、寫專欄。最繁忙的時候，金庸先生每天要寫五篇不同體裁的文章，可謂高質、高產又高能。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質量高，無需多言；他的社論、政論、經濟觀察、文化隨筆，也是見解獨到，敢于觸碰社會痛點，仗義執言，并且文筆生動，很有可讀性，其中亦不乏若干具有傳世潛質的佳作。

勤奮加才華，讓金庸先生取得了事業上和財富上的巨大成功。但是，金庸先生也意識到，《明報》的成敗，高度依靠自己的個人才能，這固然很榮耀，卻也埋藏著巨大的隱患。為此，他主動為《明報》謀求“去金庸化”，打造保障公司長遠發展的“安全墊”。站在今天回頭看，《明報》 “去金庸化”的戰略分為兩步走：第一步，著力培養一批有潛質的優秀編輯、記者和專欄撰稿人，讓他們在讀者中、在市場上提高知名度；第二步，金庸先生逐步從《明報》淡出，并最終將《明報》賣給新的掌舵人。事實上，這兩步都成功了。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很多都受過《明報》栽培或惠澤，其中就包括林山木、林燕妮、張君默、王世瑜、胡菊人、亦舒、董橋、陶杰等報人、出版家、作家和評論家。《明報》第二任老板于品海和現任老板張曉卿均為經商高手，在他們帳下，《明報》長期保持著銳氣與活力。直到今天，《明報》仍是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

1982年，金庸先生曾在《明報》專欄文章《未來的一百五十年》中寫道，“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企業家，主要的目的是將別人的錢賺到自己的口袋里，今日開明而有見識的企業家的經營哲學是：向社會提供最佳服務，由此而生存與發展。單純為賺錢而賺錢，不是很好的經營哲學。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因為整個世界已經改變了。”那時，他已經完成了從一個單純的報人向兼有報人與企業家雙重身份之角色的轉變。此后，他的寫作與企業經營之道，正是他“服務社會”這一理念的行動注腳。

回顧金庸先生的企業家生涯，勇于冒險創業、善于創新應變、敏于控制經營風險、樂于承擔社會責任這些構成企業家精神的要素，鮮明地閃現其中。而且，他成功了。因此，稱金庸先生為杰出的企業家，并非過譽。

（作者系證券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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