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號，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

中國出海企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關稅壁壘如同高墻，阻擋了一部分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通道；供應鏈“荒漠”讓企業在海外的生產運營成本高企；而文化沖突、合規要求則是企業與海外供應商、員工打交道時的一道鴻溝。

全球供應鏈和產業研究專家林雪萍在新書《大出海》中指出——企業出海面臨著眾多困難的挑戰，其實背后有著大量的相似性。如果能夠系統性應對，完全可以將出海風險降到最低。

01

關鍵問題一：關稅壁壘

貿易關稅會改變生產基地在全球的分布。2019年中國出口至美國的電視機關稅提高到11%，而從越南出口僅為4%，從墨西哥出口甚至為零。這個結果導致中國電視機產能大量向墨西哥轉移。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電視機從60%迅速下降到30%，并進一步減少。

從本質上看，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是發達國家通過關稅或補貼，阻礙后發國家追趕的一種策略。然而，事實上往往難以奏效。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征收100%的關稅，旨在保護美國汽車免受沖擊。但實際上美國的電動汽車行業并不能就可以快速發展。美國整車組裝的工人時薪能到到35美元，而墨西哥則只有4.5美元。美國汽車很難建立真正的競爭力。奇瑞汽車在2024年出口達到110都萬輛，而通用汽車美國生產基地只出口了6萬輛汽車。美國傳統汽車制造商的競爭力正在顯著下滑。

可以說，美國對中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旨在遏制中國產業升級。這些關稅政策如同撒在車后方的釘子，不會讓自己跑得更快，卻可以延緩競爭對手的步伐。

面對貿易壁壘，中國企業通過全球化的“再連接”策略實現突圍。

以光伏產業為例，中國企業通過在越南、馬來西亞等地設立生產基地，規避了貿易保護政策帶來的高成本壓力。這種“曲線出口”模式雖然增加了生產鏈的復雜性，卻有效地幫助企業維持市場競爭力。盡管美國隨后采取“二次關稅”策略試圖壓制供應鏈流動，中國企業仍憑借柔性生產能力，在東南亞實現產業鏈本地化重組。

企業選擇地理空間，并非只是簡單的工廠落地，還是一種全新的能力再連接。

這不僅是規避關稅壁壘的應對之策，更是全球化碎片化趨勢下的一種全新商業模式。傳統的出口模式側重集中生產、外銷為主，而“再連接”要求企業在區域內建立本地化生產網絡，以貼近目標市場需求，同時規避貿易保護政策帶來的高關稅壁壘和地緣風險。

02

關鍵問題二：供應鏈荒漠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供應鏈基礎設施相對薄弱，導致企業在當地設廠時需要重新構建供應鏈體系，從而增加了運營難度。以印尼和泰國為例，盡管勞動力成本具有吸引力，但由于上游配套產業的匱乏，企業在這些國家的運營仍面臨諸多挑戰。

當企業在海外設立工廠后，供應鏈的復雜性會顯著增加。工廠的地理遷移打破了原有的“超級工廠、超級外貿”模式，使得供應鏈體系需要在新的地理空間中重新建立多點連接。這不僅僅是零部件本地化的需求，復雜的關稅規則也讓供應鏈必須適應新的環境和市場。供應鏈的節點化意味著，各個環節的來源變得更加多元，企業需要在新的地理空間中調整和重組原有的價值鏈。

在這種情境下，代工企業、品牌商以及零部件供應商都有自己的側重點。當企業進入新的市場時，原有價值鏈之間的連接常常會發生斷裂，仿佛一場實驗室里的化學反應。當分子鍵斷裂后，它們會重新組合成新的物質。每個出海企業在本地的運營過程就像一場化學反應，經歷了“斷鍵”和重組的過程。

針對供應鏈薄弱的挑戰，中國企業通過創新“價值鏈空間”，構建更靈活、更具本地適應性的供應鏈體系。

聯想在墨西哥工廠的案例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2019 年聯想墨西哥工廠開始大批量生產的時候，當地供應商總是無法滿足ThinkPad電腦紙箱的要求。供應商要么太大，無暇顧及這樣的生意;要么太小，無法更新設備。他們對跟隨到當地的發泡塑料的提供商——光大同創，提出增加新業務的想法。盡管光大同創從未涉足紙箱業務，但他們在國內迅速建立了試驗線。通過定制自動化系統，和反復調試合適的紙墨配方，光大同創最后成功生產出了完美的小紅點包裝箱。鏈主與上游供應鏈的協同作業，展示了中國制造在全球的靈活與適應力。

大出海需要一種新的供應鏈世界觀，將全球能力節點化，然后重新組合，在一個更加柔性的組織中，尋找新的財富機會。以供應鏈為龍骨，中國制造新的力量也在形成。中國工廠的能力可以在全球視角下重新被審視。在美國、德國，到處都是豐富的小品牌，它們在本地往往有很強的影響力。中國企業通過收購或者進行更緊密的戰略合作，用全球化包圍本地化，會是很好的選擇。中國供應鏈的旺盛能力能力，可以與這些品牌進行最大膽的結合。

中國制造正在通過各種方式，塑造出新的全球供應鏈力量，成為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支柱。

03

關鍵問題三：文化沖突

與明面上的挑戰相比，來自文化和法規的隱性沖突具有更大的殺傷力。歐洲有著層出不窮的法規限制，強勢的工會讓中國企業感到十分棘手。在東南亞，常有海關稅務的稽查官司。每個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這些看似無窮無盡的經營陷阱，給初次出海的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困惑。即使是多年跟海外打交道的企業，當將工廠建設到不同的國家時，也會面臨高度的不適應。

文化與法規是認知空間的兩大關鍵支柱。文化是約定俗成的行事準則，而法規則是約束企業的剛性邊界。每一個企業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來理解目標市場的文化、政策和風險。

每個國家都有許多細節是不可觸碰的，它們隱藏在人們的行為背后。僅僅是管理模式，不同的國家就會巨大的差異。

針對文化差異，中國企業通過構建“認知空間”，推動文化融合，強化本地化管理。

寧德時代在德國圖林根州的投資項目初期，企業面臨嚴格的勞動法規和強勢工會的挑戰，部分德國員工對“996”工作文化表示不滿，德國社會對中國企業也持保留態度。這種敵意部分來源于媒體和輿論環境的負面影響。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寧德時代通過建立開放溝通機制，積極回應員工關切，并融入當地社區。他們舉辦社區開放日，邀請居民參觀工廠，了解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和綠色生產理念。這些舉措有效緩解了文化沖突，并逐步贏得了當地的信任。

如何將中國思維與全球思維融合，值得每一個出海企業仔細思考。

中國企業大多是典型的效率驅動導向。然而，高效率驅動往往導致公平的失衡。曾經，中國為印度電廠提供的發電裝備，考慮到現場安裝效率低下，采用了“空降”的方式。中國企業將所有裝備的安裝工作都在國內完成，最后只到當地進行密集施工。這種“效率至上”的方式，也帶來一種“吃干榨盡”的效果。“獨享盛宴”的模式，容易將當地關聯企業擋在利益鏈條之外，從而帶來商業本身之外的巨大反彈。稅務、海關的稽查風險大幅度增加，而在這樣壓力陡增的情況下又缺乏本地盟友的支持，其處境可見一斑。高效驅動、吃干榨盡，都會影響當地就業的公平。

如果中國企業一味抱著“效率優先”的理念在全球發展，那就會在很多地方碰到認知障礙墻。

成功的文化融合需要從個體到體系全面推進。一方面，企業需要在本地培養核心人才，通過管理方式的調整適應當地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從組織架構上建立靈活的機制，使得總部與海外分支機構的溝通更加順暢。

此外，中國企業也在利用全球化的資源反哺自身。許多企業通過聘用海外專家、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將多元文化的經驗融入到企業的日常運作中。

04

結語

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美國的制造業回流政策再度升溫。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制造業回流并不是單純通過對國外產品加征關稅就能解決的根本問題。無論是“雙反”還是貿易征稅，都無法真正改變美國的產業結構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的關稅政策更像是對本國產業的一種交代，體現了政治考量而非經濟邏輯。這種策略雖然可以暫時減緩中國的競爭步伐，但并不會直接提升美國產業的競爭力關稅工具并不能讓美國制造能力更強大，也未必能削弱中國制造的優勢。

中國企業的“出海”戰略成為了應對這一挑戰的重要路徑。面對全球化碎片化的趨勢，中國企業需要靈活應對，不僅要突破關稅壁壘，還要在供應鏈、文化和管理等方面實現創新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