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觀察】

提升市場主體減排意識，激發企業減排動力，既關系到我國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質量，也應當被納入我國推進“雙碳”戰略目標下的重要議題。

世界氣象組織近日發布的《2021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顯示，2021年全球溫室氣體濃度創歷史新高，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11攝氏度，為有記錄以來的七個最熱年份之一。數據顯示，目前披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的A股上市公司占比僅為7.2%，雖然披露率相比2018年的4.3%有所提高，但整體披露率仍明顯偏低。

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全球共識的背景下，如何完善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制度，提升市場主體減排意識，激發企業減排動力，既關系到我國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質量，也應被納入我國推進“雙碳”戰略目標下的重要議題。

三個特點

《生態環境部 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報告》顯示，目前我國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程度仍滯后于政府要求，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仍處于初級階段。

目前A股上市公司ESG報告（含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率約為25%，但證券時報·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根據秩鼎技術數據統計，截至5月17日，披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的上市公司占比僅為7.2%，雖然披露率相比2018年的4.3%有所提高，但整體披露率仍明顯偏低。

具體來看，上市公司溫室氣體排放信息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一是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尚不完整。目前A股上市公司以企業直接排放及外購電力的間接排放信息（簡稱范疇一和范疇二）披露為主，外購商品和服務、上下游產業鏈以及售出產品的使用過程等更廣闊范圍的碳排量信息（簡稱范疇三）披露較少。2021年披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的338家A股上市公司中，僅31家披露了范疇三的信息，占比不足一成；2018~2020年披露范疇三信息的上市公司均不足10家。

二是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缺乏連續性。2018年以來連續四年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占比為83%，2019年以來連續三年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占比為82%，約兩成上市公司沒有保持溫室企業排放信息披露的連續性。

三是碳排放主要行業溫室氣體排放信披率顯著偏低。以披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上市公司數量最多的2021年為例，碳排放較高的行業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信披率為11.7%，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等行業信披率不足10%，均低于行業12.5%的平均信披率。

三重問題

目前看來，我國上市公司在溫室氣體排放的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溫室氣體排放信息以自愿性披露為主，缺乏統一的指引框架。在政策層面，國務院2016年印發《“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要求推動建立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制度，但后續專門針對企業碳信息披露的細化制度仍待完善。上市公司層面，目前A股公司的環境責任相關數據主要來自年報與ESG報告（含社會責任報告）。通過對2021年A股最新年報披露準則和滬深交易所社會責任報告指引梳理發現，上述規定僅強制要求環境保護部門公布的重點排污單位披露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等環境指標，其余指標由企業自愿進行披露。可見，相對于具有成熟理論框架的財務信息披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面臨信披主體不明確、范圍不明確等問題，缺乏統一的指引框架。

二是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主體缺乏披露動力。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既會增加直接披露成本，也會增加因信息披露后可能面臨輿情風險和信息泄露風險而帶來的間接成本，出于經濟效益的考慮，企業可能會將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視為工作負擔。

三是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獲取難度大，且數據質量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溫室氣體清單統計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等氣體，來源上包括能源活動、工業生產過程、農業、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廢棄物處理等領域，覆蓋面廣,種類多,且大部分企業原先并不收集氣候風險相關數據，數據基礎薄弱；有些活動可能涉及商業活動信息，企業不愿意對外披露數據；有些活動水平數據尚未納入統計體系，通過典型調查和專家判斷等方式獲取的活動水平數據會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可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獲取存在一定難度。此外，我國第三方碳核查機構的監管體系不夠完善，目前尚未出臺相關資質咨詢認證標準，無法通過資質區分從業機構的核查能力及市場信用，溫室氣體排放數據質量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四項建議

為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分階段推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強制披露制度。在制度層面，海外部分國家已相繼推出強制披露規定：澳大利亞《全國溫室氣體與能源報告法》規定，2008 年7月1日起，所有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生產和消耗大戶，必須向相關部門提交碳排放報告；美國《強制性的溫室氣體報告》規定，2010年起，化石燃料和工業氣體供應商、汽車和發動機制造商及碳排放量超過2.5萬噸的企業必須向環保部提交碳排放報告，上市公司應披露氣候變化相關風險；英國自2013年起強制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披露溫室氣體排放數據。

上述國家關于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的各種立法和具體實踐表明，企業信息披露的程度與來自法律法規方面的壓力正相關。與自愿性信息披露相比，強制披露制度下企業信息披露的范圍、內容、格式和信息生成的方法都有統一的規范和要求，有利于解決虛假信息和信息壟斷問題，充分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和對稱性。我國可基于實際情況，分階段推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強制披露制度。

二是引導企業認識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披露帶來的收益。具體包括：通過溫室氣體排放披露展現自身形象，提升企業影響力和競爭力；滿足金融機構風險評估要求，有利于獲得融資和降低融資成本；促進氣候風險管理，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排放成本等。

三是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加強對溫室氣體核算相關數據的挖掘，提升數據采集質量。當前我國在環境、能源電力等方面積累了大量數據。依靠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大數據處理技術，可以實現對已有數據的整合挖掘和歷史缺失值填充。同時，也可以基于模型構建，實現對碳排放數據的交叉驗證。

四是加強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管理平臺建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是制定氣候變化政策的基礎，電子化的數據報告、核查和管理方式將有效提高報告數據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如，美國環境署研發的綜合數據管理平臺主要由溫室氣體電子報送工具、綜合核查引擎系統、發布入口等系統組成，實現了實時報送、準確核查與高效發布。

（作者系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研究員）

在本專欄版發表的言論，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證券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