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山西證監局公告一份罰單，梁晗因出借賬戶給他人使用，被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3萬元罰款。筆者認為，投資者應高度重視出借證券賬戶的法律風險。

梁晗在中信證券北京三里河東路證券營業部開立證券賬戶，賬戶開立后便交由郭某萌控制使用。2024年6月20日至7月31日期間，郭某萌利用該賬戶買入262萬元“克勞斯”股票，8月2日至10月21日又累計賣出213萬元，截至交易結束仍持有164731股；此次交易資金全部來源于郭某萌，股票賣出和持有的權益也歸郭某萌所有。對照1月10日山西證監局公告的另一案例罰單，郭某萌買賣“克勞斯”或構成內幕交易。

《證券法》第58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證券賬戶或者借用他人的證券賬戶從事證券交易。第195條規定出借或借用證券賬戶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處50萬元以下罰款。本案梁晗僅因出借證券賬戶而受罰，并未涉及內幕交易方面的責任，或是因為梁晗沒有參與股票操作，也不參與收益分享。

假想一下，如果投資者出借自己的證券賬戶給他人使用，用于市場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同時參與收益分享，筆者認為，此時出借證券賬戶主體可能還需承擔違法違規引發的其他法律責任。比如按《證券法》，市場操縱、內幕交易還需承擔民事賠償，那么此時出借證券賬戶主體也可能需要承擔連帶賠償；如果市場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構成犯罪，出借證券賬戶主體也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事實上，刑法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概念，其中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一般從犯不直接實施具體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而通常表現為準備或提供犯罪工具，排除犯罪障礙，指示犯罪地點和犯罪對象等。筆者認為，如果借用證券賬戶主體被追究刑事責任，而出借證券賬戶主體明知借用主體違法情況下仍出借賬戶，那么出借主體或屬提供犯罪工具行為，出借主體應屬共同犯罪的從犯。

現實中，內幕交易者為規避監管，往往借用他人證券賬戶實施隱蔽交易行為，這或是出借證券賬戶的一個重災區。不排除實施內幕交易主體為了達成借用賬戶實施內幕交易的目的，可能會對證券賬戶出借主體許諾并兌現利益分享，如果出借賬戶主體的法律責任僅局限于50萬元的行政罰款，而不存在刑事責任等其他更為嚴重法律責任的“后顧之憂”，那么有些投資者可能基于利益誘惑而出借證券賬戶。

借用或出借證券賬戶的行為，可能擾亂市場秩序，影響市場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股東持股信息披露是證券市場信披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借用、出借證券賬戶將使得真實、準確、完整信披成為一句空話，由此也可能衍生逃避稅收等手法。借用、出借證券賬戶，也將加大證券監管機構調查違法違規行為難度，對證券監管形成較大干擾，降低監管時效。因此無論對借用還是出借證券賬戶行為，都應一體從嚴打擊、決不姑息。

當然，也要防止對夫妻互用證券賬戶打新股等行為上綱上線，夫妻財產本是一體，開立兩人證券賬戶可以提高新股中簽率，對于此類行為法律應網開一面，豁免其中的行政責任，更談不上任何刑事責任，要防止冤及無辜。

從投資者角度來看，絕不能把出借賬戶行為當作無所謂的小事一樁，礙于朋友、同事情面，不好意思回絕借用證券賬戶請求。證券賬戶猶如個人身份證，不能隨意出借，要防止由此引發不必要的法律麻煩。

總之，對違法借用或出借證券賬戶行為，證券執法、司法部門應高度強化對其中行政責任、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的追究，要讓出借主體同樣得不償失，唯有如此，證券賬戶實名制才能真正落到實處，相關違法違規行為也才能得到根本遏制。

本版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